毛主席在一次游泳过后不慎患上重感冒，经介绍求助一位老中医，但那位中医却说：“必须要答应我三个条件，否则我绝不会下笔!。”
1957年夏，青岛的海风带着些许凉意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这里召开。毛主席忙完一天的工作，趁着间隙下海游泳，不慎受凉患上重感冒。起初，随行的西医医生及时用药，但感冒却迟迟不见好转，还添上了失眠的症状，夜里常常辗转难眠，精神状态也大受影响。看着毛主席日渐憔悴的模样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急在心里，当即想到了省内著名老中医刘惠民，连忙派人将他请到毛主席的住处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刘惠民诊脉之后，并没有立刻开方，反而严肃地提出三个条件：“要我开药方可以，必须答应我三件事，否则我绝不会下笔！”
刘惠民提出的三个条件很简单，却透着十足的严谨：一是药方由舒同的夫人石澜亲自去指定药房抓药，确保药材的品质和纯度；二是药材必须由石澜亲手煎熬，把控好火候和时间，不能有半点马虎；三是服药时，石澜必须在场，亲眼看着毛主席服下，避免出现漏服、错服的情况。这番话听着强硬，实则是刘惠民多年行医的经验之谈——中医治病，药材、炮制、服用，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差错，尤其是给国家领导人看病，更是半点不能疏忽。舒同当即答应下来，毛主席也笑着说：“舒同担保了，我还有什么好怕的，就按刘先生的要求来。”
三剂药服下后，奇迹真的出现了：毛主席的感冒症状明显缓解，咳嗽减轻了，夜里也能安稳入睡。病愈后，毛主席特意问刘惠民，药方里的酸枣仁为什么要生熟同用。当时石澜也在一旁，便详细解释道，陕北产的酸枣仁，生用能醒神，熟用能安神，生熟搭配，既能缓解失眠，又不会让人白天昏沉。毛主席听完大笑，打趣道：“你讲得这么细致，都能改行当医生了。”原本紧绷的病房氛围，瞬间变得轻松起来。
很多人以为，毛主席对中医的信任，是一时兴起的选择，实则不然。纵观毛主席的一生，他对中医的态度始终围绕着“实用”二字——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，只要能治病救人，能解决实际问题，他都愿意尝试、愿意推广。而1975年7月23日深夜的那台白内障手术，更是将这种“实用至上”的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彼时，毛主席年事已高，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，视力越来越差，连看文件、看书都变得十分困难。医疗组反复研究治疗方案，最终决定采用针拨术——这是一种源自传统中医眼科的手术方法，经过现代医学的打磨和改进，更加安全、高效，适合高龄患者。负责手术的是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，他深耕针拨术多年，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。
手术当晚，毛主席的书房里异常安静，只有收音机里播放的《满江红》旋律缓缓流淌。唐由之和医疗组成员屏着呼吸，小心翼翼地操作，窗外的工作人员个个神色紧张，手心冒汗，生怕出现半点差错。而书房内，毛主席闭着眼睛，神情平静，心率、血压始终保持稳定，仿佛只是在安静地聆听乐曲。这一幕格外动人：一位年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一项融合了传统中医智慧与现代医学技术的手术，在一盏灯下，共同书写着中西医结合的佳话。
这场手术的成功，并非偶然。术前，医疗组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专门找了多位高龄白内障患者做对照观察，反复打磨手术流程，对比不同的操作方法，最终才确定了最适合毛主席的方案。这也恰恰印证了毛主席对中医的看法：传统医学的经验，若不经过整理、改进和验证，就容易被当成“老把式”；可一旦纳入科学的研究轨道，经过临床实践的检验，它就不再是传说，而是能治病救人的宝贵财富。
回溯历史，毛主席与中医的渊源，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结下。1935年，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，长期的行军作战让毛主席落下了关节痛的毛病，到了延安后，由于当地气候寒冷、环境艰苦，病痛时常发作，严重时胳膊都抬不起来，连穿衣、写字都受影响。随行的西医医生尝试过多种治疗方法，却始终效果不佳，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疼痛。
当时，李鼎铭既是陕北当地有名的中医，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，为人正直，医术精湛，尤其擅长调理风湿痹痛。毛主席得知后，亲自派人将他请到杨家岭的住处。见到李鼎铭，毛主席热情相迎，主动讲述自己的病情，没有半点领导人的架子。李鼎铭仔细诊脉、询问病情后，开了四剂中药，还叮嘱了服药的时间和注意事项。
当时，身边的西医医生对中医药方颇有顾虑，担心药性不符，劝毛主席谨慎服用。但毛主席却十分信任李鼎铭，坚持按方服药。四剂药服完后，关节痛的症状果然明显减轻，胳膊也能正常活动了。后来，李鼎铭还常用按摩的方法，帮毛主席调理胃病，两人也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这件事的意义，远不止治好一场病痛那么简单。当时的陕甘宁边区，缺医少药的问题十分突出，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常年行军作战，伤病员数量众多，有限的西药根本无法满足需求。毛主席看到中医的疗效后，当即决定推广中医，让李鼎铭给边区的干部战士看病，还让他培养一批中医人才，分配到各部队和地方卫生院。
那些年的战地医疗，没有先进的设备，没有充足的药品，常常是在简陋的窑洞里、树荫下，药罐子旁边放着军用水壶，中医们用简单的草药、针灸，为伤病员调理身体、治疗伤痛。就是这样朴素的医疗方式，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医疗保障。李鼎铭也因此受到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敬重，他提出的“精兵简政”建议，也被毛主席采纳，成为延安时期的重要政策。
建国后，毛主席依然十分重视中医，遇到身体不适时，常常会请中医诊治。1950年，毛主席发烧持续了一个多星期，打针、吃药都不见好转，体温始终降不下来。情急之下，他请来了当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。孔伯华仔细诊脉后，结合毛主席的体质，开了两剂中药。没想到，服药后不久，毛主席的体温就慢慢降了下来，身体也逐渐恢复了健康。
几年后，著名中医章次公调到卫生部担任中医顾问。当时，林伯渠同志患上了呃逆的毛病，持续了一个多月，中西医治疗都没有效果，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和生活。章次公接诊后，仔细辨证，开了三剂中药，林伯渠服用后，呃逆症状很快就得到了控制，不久便痊愈了。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，十分高兴，后来身体不适时，也常常请章次公诊治。
章次公学识渊博，对中医理论有着深刻的研究，还十分注重中西医结合。毛主席本身也读过不少医书，对中医有着浓厚的兴趣，两人常常在深夜长谈，从中医的辨证施治，聊到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方向。毛主席问得细致，章次公答得从容，每次交谈都让毛主席受益匪浅，他也由衷地称赞章次公是“难得的高士”。这份称赞，不是客套，而是懂行的人遇到真才实学之人的真心认可。
1959年冬，毛主席再次患上感冒，又请来了刘惠民诊治。诊脉过程中，毛主席好奇地问：“中医常说的‘上火’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刘惠民先是按照传统中医理论，详细讲解了“上火”的成因、症状和调理方法，可毛主席听后笑着说：“你讲的这些，我听不懂啊。”刘惠民立刻明白过来，换了一种通俗的说法，结合西医的理论，重新讲解了“上火”对应的身体反应和调理方式。
毛主席听完，顿时来了精神，说道：“关键就在这里，西医要学习中医，中医也要借鉴西医，相互学习、相互补充，才能更好地治病救人。”这句话，道出了毛主席推动中西医结合的核心思想——治病救人不分门户，不能固守成见，只有打破壁垒，相互融合，才能发挥医学的最大作用。
毛主席对中医的重视，不仅体现在自身的诊治上，更体现在对中医事业的推动和发展上。1954年前后，他多次提出，要重视中医的整理和研究，筹建专门的中医研究机构，让优秀的中医人才参与到研究工作中，同时也鼓励西医学习中医，打破中西医之间的隔阂。
1955年12月，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和推动下，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，这是我国第一所国家级中医研究机构，为中医的传承、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。与此同时，“西学中”班也正式开办，组织西医医生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诊疗技术，培养了一批中西医结合的专业人才。1956年，北京、天津、武汉、上海、成都、广州等地，也相继开办了“西学中”班和中医院校，形成了重视中医、发展中医的良好氛围。
1958年10月，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，要培养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，他强调：“中国医药学是一座伟大的宝库，应当努力发掘，加以提高，不能让它躺在旧纸堆里吃灰。”这句话，为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，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医的价值，推动中医走出了被边缘化的困境，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。
毛主席与中医的故事，还有很多。1955年4月，毛主席在杭州视察期间，特意请针灸专家朱琏吃饭。朱琏当时担任卫生部副部长，深耕针灸领域多年，著有《新针灸学》一书，将传统针灸与现代医学相结合，让针灸技术更加科学、规范。毛主席认真读过这本书，对朱琏的研究成果十分认可。
饭桌上，众人以为毛主席会说些团结协作的场面话，可他却话锋一转，聊起了针灸。他举起酒杯，说道：“针灸不是什么土东西，它是科学，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宝贵财富，将来一定会被更多国家认可和使用。”这番话，不仅是对朱琏的肯定，更是对中医的高度认可，也让在场的人深受鼓舞。后来，在毛主席的推动下，针灸技术不仅在国内广泛应用，还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，成为中国文化和医学的一张名片。
如今，回望毛主席与中医的渊源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他对中医的信任，从来不是盲目迷信，而是基于实际疗效的理性选择；他推动中医的发展，也不是单纯的传统情怀，而是为了让医学更好地服务于人民。青岛那碗药、杨家岭那四剂方、杭州那杯酒、书房里那台手术，分开看，都是一件件平凡的小事；合起来看，却彰显了一种务实、包容的态度——治病救人，不分中西医，不分门户之见，只要能解除百姓的病痛，就是好医学。
毛主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打破了中西医之间的壁垒，推动了中医事业的传承和发展，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直到今天，他提出的“中西医结合”理念，依然指引着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方向，中国医药学这座伟大的宝库，也在不断地被发掘、被提高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。
参考资料
1.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《毛泽东年谱（1893-1976）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13年版
2. 中国中医科学院编撰《中国中医发展史》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，2018年版
3. 《毛泽东与中医》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15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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